“提灯验车”验出欺诈套路

回到政党执政结构上来，政党处于主权人民与普通民众（臣民）之间，因此，党的群众路线同样是一种执政方式，由于人民意志的抽象性，识别人民意志往往要通过社会舆论和人民需求，党要始终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来过滤符合公意的群众意见，先是以党的方针政策形式实现执政意志，进而通过政府执政模式将其上升为国家立法意志。

姚中秋：《儒家宪政民生主义》，《开放时代》2011年第6期。18世纪后各国纷纷订立了成文的宪法典，并加以司法裁判化，宪法文本也成了宪法权威的重要来源。

(37)站在服务型权威的方法论视角下观察问题，那么，宪法序言虽然在法规范性上特殊，但由于宪法序言为宪法的组成部分，其制定和修改属于修宪程序，即获得了主权者的承认，应当属于规范的宪法文本，具有现实效力。我们之所以推崇服务型权威理论，就是这种方法论理论能为宪法权威解释乃至整个宪法学研究提供了一条新进路，它既回答了为什么宪法拥有权威，我们必须遵守宪法。在权威渊源上作为最高法的宪法与一般法律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宪法的权威是被推定的，即宪法规定的国家主权等基础性问题并非依赖宪法权威而生，而是先有国家主权，后以宪法的形式承认国家主权的合法性。如无违宪审查，则共同体成员之事实行为违宪与否不为人知，更无法论证和使用宪法的制裁力，这样一部没有违宪审查机制配套的宪法是不具备宪法权威的。在法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史的研究中，宪法文本只是一个评价社会现实、政治现实和历史现实的客体。

对宪法权威渊源的探讨，反映了宪法学的研究道路之深刻分歧：即宪法应当面向政治社会现实，还是脱离现实自成一理论体系。从拉兹的权威理论所指示的方法论道路所得启示，有助于使我国宪法学研究摆脱事实与规范相脱节的尴尬困境，真正成为关切现实的规范学科。葛洪义：《法治中国的逻辑理路》，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

学者们提出，法治中国并非一个孤立的概念，而是意味着一种复合的法治发展体系，是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向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一种制度演化与价值升华，包括统领概念、理论纲要、思想体系和总目标形成的完整理论整体。然而，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这个三元的主权结构事实上成为党的领袖或高层集团的一元领导体制，导致了党和国家民主政治生活的极大不正常，法律无法成为这个均衡结构里的基准性、共识性力量，所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开始重新建立这个以法制为基准的三元主权结构。《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有一条表达国家目的的方针条款：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很显然，这里蕴含着宪法上述三个关键价值的明确宣示以及对国家形象的直接表达。[59] See Aristotle, Politicals  3.7-8(1279a22-80a6) [60] 陈端洪很早就提出了这种党与人大的双重代表制说法，见氏著：《宪治与主权》，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但他以代表的目的为区分标准，而我则以代表产生的时点为标准。

[26]例如过去十年愈演愈烈的信访不信法正是司法能力与公信力羸弱而对法治的破坏。[7] 无论是卢梭以公意为核心的直接民主下全体主权者与政府的关系，还是以潘恩、密尔等理论家为实现大规模民主而提出的代议制理论，其核心关怀也都是如何解决主权人民-治权政府或主权人民-主权代表者之间的稳定关系，实现正当、高质量的民主体制。

为万民，非为一姓也，[53]他进而说道：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以为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人民与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之间却是一种契约产生的代表关系，基于宪法规定而授权，而宪法是人民的同意，因而是一种法律代表，而党基于人民的先锋队地位，属于主权者的一部分，自然又对人民代表大会具有领导地位。[59] 中国体制的特点在于：党与人民之间是一种非契约产生的代表关系，因为这种代表基于道义而产生，先于宪法，因而是一种政治代表。[46] 强调一种心灵秩序和道德人格对于治理的基础作用更是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礼制传统。

[24]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171卷，第23页。亚里士多德就认为纯粹的君主制、贵族制或民主制都容易走向堕落，相反汲取了它们各自相应元素形成的一种混合权力结构才最能维护城邦的共同善。作为最高等级的君主则必须有最高的道德人格。[2] 例如《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率先开辟专题组稿20篇予以全面、深入研讨。

[13] 凯尔森认为法秩序的有效取决于一种思维的拟制，也就是基础规范（要遵守宪法）这种架构的存在，那么中国政法结构的基础规范就可表述为要坚持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5] 例如：张文显：《法治中国的前沿问题》，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年第5期。

第二，法治体系的均衡战略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对十五大以来依法治国方略的新发展。多元价值带来的法治实用主义诱惑。

我们或可以总结这个历史就是一条实现主权结构与治权结构双重法治化的实践线索，法治中国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核心任务就是实现治权结构的法治化，也即对中国混合民主宪制内部如何有效治理的回答。设计财税体系遏制政府开支滥用与保证充足公共服务。在此问题上，学者们普遍认可，法治中国的内涵是对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等概念的逻辑发展，也是对依法治国理论的发展。[41] 严复：《原富》，载《严复文集》第四册，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899页。[41] 那么，今天法治中国背景下提出的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42]自然有了更深的含义，那就是要实现法治对国家富强，小康目标的基础性保障作用，并最终受惠于每一个国人，让富强与人尊严的生活相结合。之后学术界也屡有严肃、深入地探讨法治中国内涵、体系与实现路径的作品问世，例如张文显：《法治中国的前沿问题》，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年第5期。

本文以为，从不修改现行宪法并考虑现实性与可操作性，第一种方案和第二种方案较为可行。孙笑侠：《法治中国的三个问题》，载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

[62]然而，法治秩序作为一种规范体系的集合，在概念和正当性上都必须对例外状态保持警惕，必须要取消例外，确保稳定的预期。可以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也是这些价值不断冲突，又不断试图调适的历史。

很多学者也同意，法治中国有一个中国法治轨道演进的历史脉络，绝非横空出世，同时在今天提出也有特殊的语境，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其内容的权威性、体系性、实操性及目标明确性都超越了司法的阶段性改革纲要和立法部门。

参见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4]（3）法治中国的体系论。其中第二种方案的优点在于可以对现有的法规备案室进行改造，但缺点在于其宪法地位比较低。进入专题： 法治 主权 治权 代表制 合宪性 。

[65]这必然给法律治理带来更多的活力，但也带来多元主义消解必要权威，法律整合政治共同体能力下降的风险。[44]【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7页。

众所周知，废除了国民政府六法全书的新中国并没有立刻建立起自己的宪法法律体系。由于对中华帝国专制传统和建国后政治生活灾难的深重反思，重视法律首先是从承认法律对于民主具有保证作用开始的，防止人民民主主权的结构或者蜕变为某种个人或集团一言九鼎的寡头政治、僭主体制，或者滑向某种失控的民粹主义和大众政治狂欢。

联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在一个转型与改革的时期，法律对秩序的保障就显得更为紧要。…一经制定，就要依法办事。

这是建国以来相当长历史时间里中国法治的核心问题意识，也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答执政和建国的正当性，而非具体治理的有效性。其次是一种道义与实践统一的逻辑，法治中国要实现的治理格局必然具有明确的价值目标，包含着特定的价值意象，是一种经过法律治理而呈现的现代价值中国，寄托着国人对正派国家与良序社会的道义期望。第三，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还是一种表达政治伦理的价值论思考方式。二、法治中国：价值与实践的逻辑统一 法治中国的内在理论脉络遵循着历史与实践的逻辑统一：它是对不同历史阶段新中国主权结构和治权结构法治化的集大成。

[58]【美】潘恩：《人的权利》，田飞龙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页。这种从群众运动走向法制建设背后的真实逻辑在于，党在执政后必须解决如何确保一种中国式的混合民主宪制结构能够稳定的存在。

于是党-人民-国家这样一种复合主权结构如何实现均衡，实现三者意志的统一，[10]就成为中国民主体制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这是呼唤法律的关键，正如彭真深刻论述到的：虽然党是代表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但党员在十几亿人民中只占少数，我们不仅有党，还有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法治中国命题的提出，将法治根本目标划分为主权结构法治化和治权结构法治化。

我们可以看到，既有的理论思考都没有跳脱出这样三个维度，是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具体展开与深化。从法治的对象来看，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之后，由于中国政府的规模、权力和与公民生活的密切影响，我们的突破口主要是打造法治政府，将法治政府列为法治国家的关键。